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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2021年03月04日 10:41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作者:石碩 字號
        2021年03月04日 10:41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作者:石碩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簡介:

          摘 要:隨著新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重要課題。文章從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的發展歷程、改善民族關系的路徑以及我國民族關系的歷史、現實基礎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角度,結合中國社會的宏觀發展和我國民族地區發展的實際,分析和討論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迫切性、重要性及深層次的社會內涵,提出在當下中國社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不是一個空洞的政治術語,而是“緊貼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它充分體現了中國56個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與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幸福生活息息相關。從根本上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簡介:石碩(195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四部委批準設立的“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史,藏學和藏彝走廊等。

          基金:中央四部委批準設立的“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專項研究成果

          不久前,讀到《美好生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一文,對這個題目情有獨鐘。我以為,這個看似普通的題目,實際上頗具理論高度,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當前中國社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比嗣駥γ篮蒙畹南蛲c追求,正是我們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深層內涵的出發點,也是將其同當下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相聯系的重要切入點。毫無疑問,從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角度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有助于我們從中國社會發展趨勢與脈絡中理解其社會基礎,也能進一步洞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為此,本文想沿著麻教授提出的思路和視角,著重從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談談當前中國社會為何需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

          一、從民族地區改革開放歷程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

          為了闡明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關系的發展歷程作一梳理與回顧。

          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了根本性改觀。但我們不能忘記,在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普遍的貧窮與落后,是物質的極大匱乏。具體從民族和民族地區來看,則是內地與少數民族聚居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的差距非常明顯。當時,有一個流行語,叫“老少邊窮”,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與邊疆地區均直接與“窮”掛鉤,反映當時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是貧窮、落后較為典型和嚴重的地區。改革開放初期,當整個國家開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國家充分認識到民族地區的落后、貧困已成為一個突出問題。故20世紀80年代,我國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有兩個突出特點:

          其一,全面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成為民族地區改革開放的一個先導。在許多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新疆、內蒙古等比較大的民族聚居區,均以全面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為改革開放開啟的標志性事件。這意味著黨和國家重新認識到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正視民族地區文化傳統、宗教信仰與社會面貌的多樣性,并首先落實民族、宗教政策。這一做法在民族地區產生積極效果,激發和調動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成為民族地區改革開放啟動的重要標志,激發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活力。

          其二,充分考慮民族地區在資源、交通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嚴重滯后狀態,在資源配置上大規模向民族地區傾斜。黨和國家率先對西藏、新疆和西南諸多邊疆民族地區實行長期援助、幫扶和優惠政策。這一政策使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得以與時俱進并獲得很大實惠,使少數民族地區在衣、食、住、行及就醫、就學等方面條件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和提升,使少數民族群眾有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開啟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

          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我們曾一度單純地認為,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癥結是貧困和經濟問題,民族方面的突出問題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內地與民族聚居區、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之間經濟社會存在較大差距所導致的,只要大力提高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努力縮小差距,民族問題將迎刃而解。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比較片面和主觀,并不符合客觀實際?,F實很快就給我們上了一課。到80年代后期,即使全面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也并沒有完全阻止一些地區民族問題的出現。如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受境外敵對勢力的煽動,在拉薩制造多起騷亂事件,其所針對的正是落實民族、宗教政策的諸多環節與措施。在此背景下,國家再次認識到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聚居區的復雜性。至此,除繼續落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各項措施外,民族地區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反分裂斗爭也被提到重要位置。盡管民族地區改革開放進程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與不和諧,一些地區甚至發生了騷亂,值得欣慰的是,黨和國家亦未因此放棄在民族地區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為中心的方針政策和發展方向,亦未改變對民族地區實行長期援助、幫扶和優惠的政策,而是繼續加強在資源配置上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力度,把民族地區和中國各少數民族作為全國一盤棋整體參與到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之中。這種堅持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一個都不能少”的政策,使中國各少數民族及民族地區始終與中國整體的社會經濟同步發展,各少數民族的貧困狀況和民生得到迅速改善,各少數民族有了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宏觀上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族地區與中國民族格局主要發生了兩個深刻變化。

         ?。ㄒ唬┦袌鼋洕统鞘谢瘜е旅褡鍏^域格局發生較大改變,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頻繁和密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族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城鎮化。市場經濟運行導致民族關系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人的流動基本上是跟著“錢”和“機會”走。人不分民族,不論文化與信仰,均遵循此規律,這首先帶來了民族分布及區域格局的改變。最早是漢族人口大量向民族地區流動。據了解,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量四川內地農民工進藏,主要是去承包工程。由于1984年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43項援藏工程,這些援藏工程亟須建設人才,而西藏地處高原,條件艱苦,一些大的建筑公司員工害怕高原反應不太愿意進藏,為四川內地首批漢族農民工大量進藏創造了條件。他們靠承包工程和從事建筑業獲得第一桶金后,開始逐漸轉向服務產業的各行各業發展,如開餐館、賣服裝等等,并把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及同村勞動力陸陸續續帶入西藏,西藏的很多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就這樣蓬勃發展起來的。內地漢族群眾向民族聚居區流動與發展,成為市場經濟環境下各民族之間頻繁接觸交流的第一波浪潮。之后,民族聚居區的各少數民族經商群眾開始利用自己獨特的資源優勢走出去,由民族聚居區向內地大中城市流動,成為市場經濟下各民族之間頻繁接觸交流的第二波浪潮。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強有力推動下,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頻繁和密切。突出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大量內地漢族人口以經商、經濟往來、觀光旅游等活動頻頻進入民族聚居區,且這種流動量逐年加大。二是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人群也以經商、打工、就醫、上學或旅游觀光、購物和享受城市生活等原因大量流入內地的各大、中城市,使許多內地城市開始形成民族之間嵌入式居住格局??傊?,改革開放40多年來,由于市場經濟和城市化所導致的人口流動量和流動頻率不斷加大,民族人口的流動已逐漸成為一個常態化趨勢。隨著財富的增加,人們有了更多選擇居住、生活和工作地的自由。在這一趨勢下,不同民族之間的流動正在不斷加大。這兩種流動趨勢,不但逐漸打破和改變了改革開放以前的民族分布及區域格局,同時也使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頻繁和密切。

         ?。ǘ└髅褡逯g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合作更加廣泛和密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的高速發展,人們之間的交往、聯系、合作也越來越廣泛和密切,民族關系也不例外。在很多經濟產業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聯系。以藏區的松茸為例,從采集、運輸、儲存、銷售到最后擺上各家各戶的餐桌,其各個環節分別是由許多民族參與來完成的。不同民族在同一個產業鏈中實現有序分工并密切合作,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的一個基本形態1。同樣,內地許多商品進入民族聚居區的銷售鏈也同樣是多民族合作的結果。在連接民族地區與內地的文化、教育、醫療等各項事業方面也都出現了同樣的情形??傊?,改革開放40多年來,各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領域的合作更趨普遍和密切是一個突出和不爭的事實。

          按照上述趨勢來推理,我國的民族關系應當呈現越來越好、越來越和諧、越來越團結的局面。但現實卻并非如我們所想象。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盡管總體上民族關系呈現團結友好與和諧發展勢頭,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嚴重問題。突出表現在:一些大的民族聚居區發生了規模較大且明顯摻有民族因素的事件,如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在很多民族地區民族之間或明或暗的沖突和摩擦明顯加劇,一些地區民族分裂主義傾向抬頭,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逐漸增強,等等。

          為什么在少數民族生存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與提升,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愈加頻繁和密切的大環境下,反而發生了嚴重影響和危及民族關系良性互動與健康發展的事件與現象?為何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的日漸密切并不能簡單等同于民族關系的和諧?為何民族關系的密切與民族關系的和諧并不總是相向而行?在某些特定情況和局部地區容易導致民族關系的張力和民族意識的強化,這些問題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從這一意義上說,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民族地區及民族關系發展的基本格局,正是我們理解和認識今天中國社會為何需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出發點。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改善民族關系的根本路徑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實踐,向我們揭示了兩個重要事實:

          第一,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必然帶來民族關系的和諧。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與民族關系不是一種簡單的正比關系,二者不能直接畫等號。

          第二,民族之間交流、接觸密切并不直接等于民族關系和諧,也不意味著必然帶來民族關系和諧的局面。

          經濟發展與民族間交流、接觸密切為民族團結創造了條件,但也可能導致局部地區民族關系的張力加大,甚至一些地區不得不面臨民族之間的矛盾、沖突日漸突出的嚴峻事實,無疑向我們提出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經濟發展和民族之間交流、接觸密切,并不必然帶來民族關系的改善與和諧,反而會使民族關系的張力加大?為了更好理解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從學理上略作分析。

          民族是什么?簡單說,民族是不同的文化人群,是以文化為特點的一種社會結群。民族有“客觀特征”和“主觀認同”兩個面向,前者是“他者”(即客位)根據可觀察到的客觀特征對民族的認定與劃分;后者則是產生于民族內部的一種主觀認同,是一種基于“主位”的民族認定與劃分。對任何民族而言,“主觀認同”乃是民族存續的根本。問題的關鍵是,一個民族的“主觀認同”是由何而來?主觀認同是以什么為基礎而產生和維系的?對這一涉及民族本質的問題,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工具論”,認為民族的自我認同與維系乃是一種政治、社會與經濟現象,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是導致民族形成、維持與變遷的主要因素。另一種是“根基論”,認為民族的自我認同主要是來自于民族內部根基性的情感聯系[2]。但就實際情形而言,無論是“工具論”還是“根基論”,兩者并不是相互對立和無法兼容的,事實上,在民族的認同和維系中,兩種因素常常相互交織并同時發揮作用。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由于多樣化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聚居區。在這些民族聚居區內,少數民族不僅有自己特定的經濟生活,而且其經濟生活與當地自然資源之間存在密切聯系。記得多年前和王明珂先生討論過青藏高原地區神山崇拜起源的話題,他推測,神山崇拜的起源最初可能與競爭資源的所有權有關。居住在神山周圍的人們共同敬奉某一座神山,意味著他們不僅相互認同,而且也共同享有該神山周圍的資源,從而排除了不敬奉此神山的其他部落或人群享有神山周圍資源的權利。由于沒有足夠材料,這一推測難以得到證明。但這一推測顯然不無道理。事實上,很多獨特的區域性神祇崇拜與信仰,最初的產生大體都具有此功能。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民族或族群認同的產生,最初總是和一定的經濟資源相關聯。因為生存與發展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都是第一位的。從此意義上說,民族首先是一個利益群體。因此,無論是基于資源競爭與分配的“工具論”,還是民族內部“根基性”的情感聯系及由此形成的相互認同,二者往往相互交織并緊密聯系。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民族之間的沖突與戰爭很大程度是為了爭奪資源。就是說,歷史上不少民族的發展壯大,往往是通過掠奪和侵占其他民族的資源來得以實現。這是異常殘酷的,也要付出慘痛代價。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民族之間是通過資源共享、互利互惠,采取溝通、協商和互利共贏來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但市場經濟有一個特點,即一切以市場為取向,也就是說市場杠桿在經濟活動中起主要作用,而市場規律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認利不認人。所以,改革開放40多年來,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傳統與社會類型存在差異,有些民族較為適應市場經濟,有些民族的適應過程則較為緩慢、曲折,在此背景下,民族之間經濟利益和發展上的不平衡就難以避免。隨著經濟利益的不平衡和資源開發競爭加劇,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易于積累和上升。例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摻雜有經濟利益的因素。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后,由于進藏成本大幅度下降,內地游客及打工人群大量涌入拉薩。2006年,我去拉薩開會,七八月份正值旅游高峰期,拉薩所有旅店爆滿。甚至周圍的曲水、山南這些地方也住滿了,很多人沒辦法就搭個小帳篷在布達拉宮廣場上住。2006年、2007年的夏天,外來人口數量在短時期均超過了拉薩常住人口。青藏鐵路通車后,很多西北人到拉薩去開餐館、做生意,也造成了當地人口急劇膨脹。2008年拉薩發生“3·14”事件,流動人口增長速度迅猛導致的社會管理跟不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我們知道八廓街周圍都是賣藏族傳統工藝品的商店。2006年鐵路通車后,大量游客涌入后帶來巨大商機。于是很多內地老板高價把八廓街的鋪面租下來,比如原來租金是5千元,他出1萬。店員還是藏族人,賣的還是藏族傳統工藝品,但是老板卻換了。這樣的店鋪越來越多,引發當地人的不滿情緒,據說在發生打砸搶的頭一天內地老板的店門上都被做了記號。其他民族地區也存在類似情況,比如在麗江。納西族在成都有一個納西學會,過“三多節”時請了一些民族學界的學者座談,他們也很憂慮,現在麗江古城的鋪面幾乎全部被外來商人管理和經營了,賣的還是那些東西,但是老板都是外面的人,感覺整個納西族都逐漸退出或被置換出來,他們非常擔心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會給當地的納西族文化帶來很大沖擊和負面影響。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很多民族地區的旅游景點是相當普遍的。

          上述情況,給市場經濟環境下在資源和利益競爭中處于相對弱勢和下風的少數民族群眾帶來很大的焦慮和挫敗感,這種焦慮和挫敗感極易滋生出一種排斥心理,而強烈的排斥心理在某些情況下又往往會導致民族極端情緒的膨脹。

          民族極端情緒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它會讓一些少數民族群眾盲目自大、自豪、狂熱并目空一切,產生虛妄的“驕傲”,會激發起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無端仇恨與敵視,會教你去仇恨你連見都沒有見過甚至和你毫無關系的人。新疆“7·5”事件很大程度就包含有民族極端情緒的發泄。試想,你去殺掉一個人,這個人和你素不相識,無冤無仇,你殺掉他的理由僅僅因為他和你不是一個民族,這是一種何等的瘋狂、極端和非理性。事實是,歷史上民族之間很多極為殘酷的仇殺,都是受到這種非理性民族極端情緒的支配。幾年前讀顧頡剛先生《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其中有一句話給我極大的震撼。這句話是:“民族,民族,世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盵3]顧頡剛先生是資深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有深厚造詣,他能說出這樣的話自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于對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民族沖突與民族戰爭殘酷性的深刻洞察。此外,還有一個重要背景,顧頡剛先生寫《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時間是1939年,就在前一年即1938年,顧頡剛先生剛剛完成了對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察,在西北,他目睹了這樣一個令人扼腕和痛心的場景:“盧溝橋事變以后,我到西北游歷。十年前,國民軍駐防在西北,曾因主客的互不了解,激起了回漢間的大沖突……萬想不到這次車輪馬跡所至,進一座城就見全城的頹垣斷井,歇一個村就見滿村的漫草荒煙,這邊是白骨塔,那里是萬人冢,一處處的傷心裂膽,簡直不忍張開眼睛來直面?!盵4]

          可見,民族之間一旦產生隔閡、仇恨并把仇恨轉化為行動,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可怕后果。史實一再證明,民族之間的仇恨和民族沖突的直接受害者,不是那些幕后的操縱者與策劃者,而首先是各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

          “7·5”事件是“三股勢力”利用和煽動民族矛盾的結果,但該事件也給我國民族關系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正是在“7·5”事件后,學術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并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我國既有的民族政策已過時,要實行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要淡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主張。這些不同聲音和看法,雖然總體上反映學界及社會各界對新歷史條件下我國應當如何正確應對民族關系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的一種積極思考與探索,但其偏頗與過激之處亦顯而易見。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入分析、總結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實踐和道路基礎上,緊扣中國社會特點與發展需求,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新時代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改善民族關系的基本任務和重要方針。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現實基礎和人民生活需要

          最后,我想從歷史、現實基礎和人民生活需要三個層面來理解與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悠久的歷史和未曾斷裂的文明。中國之所以能成為自成體系且延續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和它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中國地處東亞地理板塊,該地理板塊的一大特點,就是相對封閉。它北面是廣袤的草原,而且越往北越寒冷,是被歐洲人稱作“西伯利亞”的極寒區。它的東南方向是大海。它的西南部則有隆起的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并有延綿數千里的喜馬拉雅山脈構成與南亞之間的巨大地理屏障。古代中國通向外界一個較便利的出口,是翻越準噶爾大裂谷的阿拉山口,進入中亞地區,通過歐亞草原地帶向西通往西亞和歐洲,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絲綢之路”。但穿越歐亞草原通往西亞和歐洲的路程漫長而遙遠,沿途主要是草原、戈壁、沙漠,人煙稀少,并不是農業民族所擅長通行的道路。中國所處的這種相對封閉,西北高、東南低的東亞地理板塊,實際上形成自成一體的地理單元。在這個地理單元中,最宜居、最富庶、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就是黃河、長江的中下游流域。這一基本地理格局,奠定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演變的一個基本趨勢,周邊的各民族尤其是處于第一、第二階梯即胡煥庸線以西的民族,勢力一旦崛起壯大,其社會處于急速上升的發展期,他們絕大多數必然朝著黃河、長江中下游流域地區發起進攻,一方面是為獲取該地區豐富的資源,同時也為爭奪最優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這便是史書上常說的“逐鹿中原”“問鼎中原”。而周邊各民族的每一次“問鼎中原”,均迫使中原民族人口大量向周邊地區遷移、擴散,同時也造成中國各民族的大融合與相互雜糅。這種融合模式持續了數千年,可以說貫穿中國歷史的始終。今天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是完全孤立和封閉發展的,都與周邊尤其是中原地域各個民族發生過深刻的交融,只是程度各異罷了。顧頡剛先生即指出:“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盵3]“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的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百越、黎、苗的血統?!盵3]顧頡剛還以漢人為例,指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漢人體質中已有了許多蒙、藏、纏回的血液?!盵4]其實,不只是漢族,當今中國境內的56個民族,每個民族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都有許多是取之于別的民族。56個民族之間在血統、文化、信仰、價值觀和歷史記憶等方面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一個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這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基礎。

          其次,很多人有一種誤解,認為“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實體,而是近代以來出于政治需要的一個建構。這種看法,在一些固守單一民族立場的人心目中較為普遍。幾年前,看到某學者的一篇文章,說他到民族地區講學,晚上與當地一位少數民族老師聊天,這位老師告訴他,我們能夠接受“中國”,但是不太能夠接受“中華民族”的稱呼,原因是“中華民族”就好像要“吃”掉我們似的。其實,這是一個很深的誤解。產生這種認識有兩個誤區,一是把“單一民族”與“中華民族”對立和對等起來;二是潛意識中,認為“單一民族”是實體,而“中華民族”不是實體,是一種建構。據我所知,這種看法和疑慮在一些少數民族群眾及知識分子心目中并非個別。其實,這個問題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已作過明確闡述:“中華民族還包含著50多個民族。雖則中華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個民族都稱為‘民族’,但是層次上是不同的?!盵5]或許,這一闡述太書面化,不易讓人理解。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貴陽開民族學方面的會議,在討論環節大家無意中觸及這一話題,即“中華民族”與“56個民族”,二者都叫“民族”,應如何正確理解兩者的差異與不同?潘蛟教授認為“民族”應有不同層次,56個民族的“民族”,指通常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但是“中華民族”中的“民族”,卻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民族”含義。他特地列舉法國學者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對“民族”概念的闡釋來予以說明。歐內斯特·勒南認為民族本質上是由“共同歷史記憶”“共同命運”及其成員“愿意繼續共同生活”等因素聯結起來的人們共同體2。所謂“愿意繼續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員對“共同未來”的期許。因此,按照歐內斯特·勒南的定義,“民族”也可以理解為是由“共同歷史記憶”“共同命運”與“共同未來”聯系起來的一個人們共同體。潘蛟教授認為,歐內斯特·勒南的觀點是對“民族”內涵的一種更精煉、更高層次的闡釋,而“中華民族”中的“民族”正當作此理解3。

          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的闡釋有兩個杰出貢獻,一是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二是指出中華民族過去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近代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開始轉化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4翁獨健先生對中華民族這一轉化過程則作了這樣勾勒:“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也使我國各族人民深深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命運,從而加強了團結,加強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和意識?!盵6]

          此闡釋雖寥寥數語,卻準確道出了中華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轉化的原因——“各族人民深深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命運”。所以,“共同歷史記憶”“共同命運”與“共同未來”乃是把中國各民族連接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共同體之關鍵。近代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的誕生,正在于中國各民族產生了自己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和意識。這一點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家民族危難之際表現尤為明顯。顧頡剛于1939年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獲得廣泛共鳴與巨大反響,正是此觀念與意識業已存在的一個集中體現。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彼此緊密聯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近代產生了各民族是一個休戚與共“命運共同體”觀念與意識的自覺民族實體,這正是我們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實歷史基礎。

          此外,就現實而論,今天中國雖然有56個民族,但各民族之間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分立的。恰恰相反,各民族之間在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存在緊密的依存關系。費孝通所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而“一體”正體現于各民族之間的緊密依存和相互聯系之中。具體而言,這種緊密依存和相互聯系,也體現在民族之間的“三個離不開”,即“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這是今天中國最重要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三個離不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三個離不開’精辟概括了我國56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結成的休戚與共、互助合作的緊密聯系,集中體現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盵7]79很顯然,“我國56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結成的休戚與共、互助合作的緊密聯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三個離不開”,正是中華民族“一體”的重要體現。正因為中華民族的“一體”“集中體現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所以這既是實現各民族之間和諧相處、和衷共濟的依據,也正是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現實基礎。

          此外,當今中國社會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根本立足點,在于它深植于人民生活土壤,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尤其是對民族地區基層社會的觀察,在各民族實際生活層面,人們早就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套處理民族關系的法則,這個法則簡單地說,就是“求同存異”。例如,以目前我國民族種類最多、人群支系最復雜、文化多樣性最突出的藏彝走廊為例,該地區因民族眾多且相互毗鄰、居住格局犬牙交錯,故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各民族及民族支系之間交流、接觸與合作極為頻繁、緊密,不同民族的交往、接觸可以說是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在藏彝走廊地區的松潘、康定、九龍、冕寧、木里、巴塘、迪慶等地,均是典型的數個乃至五六個民族混居之地。在這樣的地區,人們處理民族關系的智慧,就是不去刻意強調民族之間的“異”,而是主觀上本能地和下意識地去“求同”“求和”。在當地,由于民族間長期相互通婚,一個人的民族身份往往很難區分,也分不清楚。所以當地遂出現了“地域認同”大于“民族認同”的局面。人們見面時,并不說自己是某一民族,而是說我是“九龍人”,他是“康定人”,你是“木里人”等。這些地方的人,在文化和生活習俗上更是不分彼此,不分民族。漢人也有喝酥油茶的習慣;藏族也吃彝族的坨坨肉;彝族、藏族、納西族也都吃火鍋。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人們,無論在衣、食、住、行、用等各個方面,并不介意這些文化因素具體屬于哪一個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歡,就為我所用,絕不刻意固守自己的文化和習俗。于是,某一個民族的習俗、節日、信仰乃至祭祀活動,其他民族也共同參與其中,成為當地各民族共同的習俗、節日、信仰乃至祭祀活動,形成各民族習俗與文化的共享。這不但極大豐富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使其生活因多民族而變得多姿多彩,同時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各民族之間團結友好的關系,使當地人民的生活因多民族混居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姿多彩,也更加幸福和快樂[8]。這也充分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各民族和諧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緊貼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7]80這句話。

          我國民族地區的大量實例可以充分說明,在中國社會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不是一個空洞的政治術語,而是“緊貼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它充分體現了中國56個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與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幸福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根本上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體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注釋

          1.如今天供應藏區的地毯、哈達及各類宗教用品,很多是藏地企業在成都近郊生產的。除了材料和成本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成都容易獲得生產這些產品所需的電腦人才,有較強技術支持和保障。不同分工促進了產業鏈的多民族合作。

          2.這是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82年在索邦神學院(巴黎大學的前身)的一篇演講稿,題目是“What is a nation?”(什么是民族?)中的觀點。此文由馬丁·托姆(Martin Thom)譯為英文,收錄于論文集《敘述與民族》之中。參見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Nation and Narration,ed.Homi K.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

          3.承蒙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提供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論文的英文原文,特此致謝!

          4.費孝通先生的原話是:“中華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成為自覺的民族實體,但是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經過上述的歷史過程逐步形成的?!币娰M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麻國慶.美好生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J].西北民族研究,2020(105)夏季刊.

          [2]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6-21.

          [3]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N].益世報·邊疆周刊(9),1939-02-13.

          [4]顧頡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N].益世報·邊疆周刊(20),1939-05-08.

          [5]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J].北京大學學報,1989(04):1-19.

          [6]翁獨?。袊褡尻P系史綱要[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00:16.

          [7]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增訂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

          [8]石碩.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點與啟示[J].中華文化論壇,2018(10):4-8.

        作者簡介

        姓名:石碩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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